贾平凹的《带灯》:火焰向上，泪流向下

去年夏天,天津一个文友到西安见了贾平凹后,在文章中讲 贾平凹 中的 凹 字可解成火山口的意思。贾平凹甚觉得她说得有趣,遂将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从会客桌移到书桌上,以此念助书写新书《带灯》的自信和力量。

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 这一个形象的描绘,或许可以解释他为写作《带灯》尽力排除一切干扰,推掉能推的活动,几乎不见任何人的做法。

我得为自己活呀,为自己的写作活呀。 他给自己创造这样理想的写作状态,为的是将 不能重复以前写法 的决心藏在这看似静寂含蓄的写作姿势背后。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次写《带灯》就像孤身一人在作坊中做试验,写法上的转换和突破亦需要敢于面对未知失败的勇气。

他的 带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2013年1月,这个周身带着萤火微光的清丽女子从贾平凹的新书中走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本来是 小布尔乔亚 情结的文艺女青年 带灯 ,却来到秦岭地区的樱镇当了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综治办是各基层力量角力的大舞台,选举、上访、救灾、计划生育等各种杂碎问题轮番对女主人公进行 轰炸 ,贾平凹以这样一个 摧残美的一个过程 揭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主题可谓剑走偏锋。

而为何以一个乡镇女干部的角度写《带灯》,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 现实中的 带灯 原型就是一位乡镇干部,她以写信的形式跟我交流,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社会基层的真实状况,给了我更多的思考。她让我敬重,欣赏,又令我同情和哀叹。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贾平凹喜欢有意思的人。

之前写小说《高兴》,就是因为贾平凹从拾荒人刘书桢身上看到一种奇异的特质。而这次,他在这位乡镇女干部身上亦看到了这种类似的特质,都是 泥塘里长出的一支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

而经他之笔将这些 有意思的人 从农村这片土地上提取出来,便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个例,更是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为何如此具有代表性?还是要源于贾平凹始终是一位 接地气 的作家。他这样描述自己书写农村的使命感: 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贾平凹几十年保持去乡下采风的习惯,但渐渐地,他发现乡下的生活早已不似从前的山水,以往将心灵退回乡村的那种想法已不复可能,而感受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写道: 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

除了环境风貌的变化之外,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 在乡下走动发现,社会大转型期,社会矛盾从未如此集中,人性的善与恶也从未如此爆发。

就在前年,贾平凹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去了一次甘肃的定西。他去这些地方走动,本来,是并无写文章的打算, 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 ,而只是想看看真实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精神状态,从而让自己对社会有个大的把握,而不至于偏颇和迂腐。

直到他遇见了 带灯 的原型,那个山区的乡镇女干部。这个女子出现在他生活中,通过和她的交流,让贾平凹突然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她起初给贾平凹发去短信,将她在综治办的工作和生活在短信中写得极好,这让贾平凹惊讶不已,日久天长,竟到了盼着她来信的地步。收到的每封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里面洋洋洒洒倾诉她的追求和向往,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全不避讳,这种和盘托出的赤诚之心打动了贾平凹,让他决定去她所在的地方见见她。

在深山同女干部交流的日子里,他首先看到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面,她带着他走街串巷,去给特困户办低保,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而后发现了她自然随性颇有原始古风情怀的另一面,她拽着牛尾巴上山,采到山花就别在头上,跑累了便以地为席打盹睡觉。他写道: 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张上来在风中摇成鲜艳。

相熟之后便成为朋友,她会给他寄些土特产的同时附上一包又一包乡政府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很有意思的是,有次寄给他的文件里还夹了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

她自然不知贾平凹会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但在贾平凹心里,一个构思正在成形。与此同时,贾平凹得知自己的老家正在修高速公路,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一场因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爆发,死伤严重。

社会基层如此之多的问题呈现出 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的样态,贾平凹就想写出来,他想: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

酝酿和改变

女干部的经历让贾平凹激动,就写了些随感和散文,但是很多问题还是可以深究和延伸,他认为不过瘾,就决定写成长篇。

构思时间是漫长而又辛劳的,贾平凹感觉是到了 自己想写好也能写得好 的时候了,灵感来时可谓排山倒海,但真正落笔时,他首先自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到这个年纪,为什么还要写?

之前写了那么多,这次书写却是一次彻底整理自己的过程,当他想到 要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 这样的一个写作念头时,连他自己也被自己吓到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 ,可是, 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 。

这样反复自我拷问的过程,是惊恐的,也是痛苦的,想提升境界就需要审视自我的勇气,他的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伏在书桌上痛哭过,贾平凹向《方圆》记者叙说那种构思的状态: 如果重复别人或者重复自己,这就是无能的表现。可想在书写上突破和提升,哪怕是一点点,却是非常难的。这个时候,就会感觉自己能力不济,恨自己,所以写作总是在惊恐中完成。

卦书云,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在群形中寻式,需要有所体会,体会后有所顿悟。贾平凹有热情观看体育比赛的爱好,起笔写《带灯》之时,欧冠杯赛正热,而巴塞罗那的一支足球队的踢法给贾平凹写作《带灯》灌注了新的血液。 踢球其实大脚开最容易,但是在人窝里传球要求就高很多,巴塞罗那所有队员都是防守者和进攻者,进攻时就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而眼花缭乱的华丽,特别讲究。 这种消解了传统阵形和战术的踢法,恰好可用于《带灯》的结构。结构和题材有关,《带灯》要反映一些基层黑暗的东西,分小节靠细节推进,不倚重故事和情节地写,可给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

《圣经》的写法,多少也给《带灯》启示。 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写起,分若干小节,不是按时间顺序写,亦不是按照故事发展脉络来写,随心所欲写到哪儿就停下来,这种大气之举反而能将涉及的好多东西塞进去。这就是要 写饱 。

贾平凹曾在《高老庄》后记中,借夫子自道: 我是先失去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 贾平凹又说: 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 而到如今,是到了写《带灯》的年纪,他已经不单在乎自我领略, 亦愿将审美路径向读者介绍及实践 。在此之前,《秦腔》和《古炉》的叙述方式虽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认可,但其明清文学的柔美文风亦疏远了一部分认为 书难读 的读者,所以这次的《带灯》,他想有意靠近两汉文学的平实硬朗, 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

《带灯》是围绕带灯一个人的故事,要避免单调,就尽力展开乡镇政府日常工作,将故事散开,事件与事件,段落与段落,句与句之间留空隙而产生张力。再加进许多信件,史记,政策条文等,说它华美时华美,朴实时朴实,实时要真实,虚时要空虚,一切要淡,要静水深流。 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一切都还在摸索和试验着。

写字,功力没到字在面上,功夫到了力透纸背。 他自信这力透纸背的力量来源于长久以来对真实境界的追求。当他用看似平常的笔调讲一个镇长为了治病吃胎儿,讲领导让带灯假冒上访人员以避免暗访,讲带灯最终走入迷茫的疯癫之境,激烈的残酷就慢慢渗了出来,看似平常下的无意识,比残酷更残酷。贾平凹讲: 我的写作不是类似火的那种写法,可以说像水,水是柔的,平静的,但走进去,或许会把人淹死。

《带灯》里人和事都来源于现实生活,是这些现实中的真实经历和多年来在农村的体验,以及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让他完成了《带灯》。 把真实呈现出来,再是一定要投入真挚的感情,正在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才鲜活。 贾平凹说。

提供一份中国的经验

作品所阐释的意义是作品的灵魂和高度。在这一点上,贾平凹思考得尤为严肃。书写当下现实社会的艰难之处在于, 画鬼容易画人不容易 。人类的困境就是社会的困境,也就是文学的困境。贾平凹认为,《带灯》中带灯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工作人员,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艰辛,恰是当下所有中国人及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版。围绕在带灯身边的故事,即是中国文化特有背景下的世情、国情、民情。

而我们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反映现实问题的题材,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虽然早知道,提升作品高度需具备现代意识,而如何将创作之路打通,通向现代意识,贾平凹在《带灯》中给出解答:正视和解决那些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能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才能活得有尊严和自在。

这就是《带灯》提供的中国经验。对此,评论家李星认为,《带灯》表现出了贾平凹空前的尖锐, 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了新的高度。

贾平凹在《致林建法的信》中,着重谈到文化背景的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在写当下现实社会却选择一个乡镇日常工作者搅入其中处理那么多棘手和难堪的事?在贾平凹看来,综治办是一个特别的舞台,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处事的思维决定了中国在社会大转型期的矛盾特点,顺着这个思路和角度,去参考当下的中国,或许有许许多多的解答,或许一时仍是无解,但关注它,思索它,这是最重要的。

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人要大境界,为文也要大境界,以文观世,有担当,在别人眼里觉得有些荒唐,于自己却是严肃,真实地呈现社会,真诚地投入感情,认真地对待文字。 贾平凹这种率真坦诚的赤子之心,是他赢得读者的原因。